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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百岁定律和百岁故事(百岁生命深度探秘)10  

2017-01-25 19:54:58|  分类: 创设的健康学片段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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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定律和百岁故事(百岁生命深度探秘)10

 

 

第六章 三位高龄名人的精彩人生

 

一位“高龄名人”令人无比震撼的故事——企业家心中的企业家褚时健

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

        他是企业家心中的企业家,王石柳传志都对他倍加推崇。“80多岁了,心还是不甘。”

 

这是我新近收集的一个高龄名人生命样本,他的故事令人无比震撼,可以说明许多问题。阅读之后,掩卷深思细想,原来生命可以是这样的。

联想起我阅读生命资料库之“短命夭亡”子集中的一个生命样本——不到43岁死于狱中的国际级足球裁判龚建平,感慨万千。同样的被判入狱,一个40多岁的死了,一个70多岁后来到80多岁还要重返事业巅峰。同样是男人,对比实在是太鲜明了。

关于他的故事,网上材料很多了。为声名所累。每天都有大量的人前去拜访,青年想从他那里得到智慧,企业家想从他那里得到力量,媒体想从他那里得到故事,官员想从他那里得到助力。他们有时候会问很实际的问题,更多时候只是想要一张和褚时健的合影。寻褚,更像一种仪式。搞得他“心累”。而我只是想为我阅读生命资料库“短命夭亡”子集中的生命样本龚建平找一个“高龄名人”生命样本的参照系。

我打电话过去请求接受采访被婉拒,现就将收集到的资料按照我阅读生命的视角加以整理,并且夹叙夹议,构成我对这位高龄名人生命的阅读。

很多人都知道万科这个房地产的品牌,万科的掌门人王石也是一个传奇,他问鼎过珠穆朗玛!有人问王石:你最尊敬的企业家是谁?王石沉吟片刻,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不是巴菲特、比尔.盖茨,也不是王健林、马云、李嘉诚,而是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一个曾经跌倒过并且跌得九死一生的耄耋老人——褚时健。

这是一位“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一位“企业家心中的企业家”。2014年11月出版发行了一本书《褚时健: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 说的就是他。


       1928年褚时健出生在偏僻的云南华宁一个农民家庭。1949年加入共产党领导的云南武装边纵游击队,上过战场,见过生死的褚时健勇毅、果敢。因为这些优秀品质,他被迅速提升,入党、提干,历任区长、区委书记、玉溪地委宣传部干部管理科科长和行署人事科长。

但这个从大山里走出来、当过游击队员的男人并不适应官场的生活。他的直爽、执拗,得罪了一些人。在接下来狂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中,他很快被打为右派,31岁时一家人一起被下放到新平县红光农场。右派相聚,经常满腹牢骚。

有人总和褚时健讲,“怎么就把我划成右派?”。

“莫管那些事啦。不公平大家都无奈,关键是把事情做好。”褚时健宽慰对方。

多年以后,他仍清楚记得当年的情景,“他们发牢骚没有用,起码我当时做企业,把小企业那一套都弄懂了。” 褚时健的商业天分却在这段艰难岁月显露出来。1970年开始,他主持工作的华宁糖厂成为当时云南少数盈利的糖厂之一。

1979年,刚刚摘掉右派帽子不久的褚时健被委任到濒临破产倒闭的破烂小厂——玉溪卷烟厂。尽管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岁,但这个曾经扛过枪、当过干部、搞过企业、犯过“政治错误”的饱经风霜的“老人”,却在破败式的烟厂里,开启了大跃进式的革命。

1986年,褚时健兼任了玉溪烟草公司经理和玉溪地区烟草专卖局局长,加上把农民的烟田变成烟厂的“第一车间”,他一手控制了产、供、销三个环节,并狠抓产品质量。

“当时我们厂就直接从烟农那里进原料,我们的原料一出来,震动全国,美国人给我们鉴别质量,仓库门一打开,便能闻出味道不一样,烟叶的香气中还带点小甜味,这样的烟叶是高品质,他们就说我们占据全国75%的高档烟市场有道理。”褚时建2010年接受凤凰网杨锦麟专访时,回忆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时激动地说道。

于是,红塔在这样的体制构建下开始“腾飞”。到九十年代中期,他已经把一个地方小烟厂做成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烟草帝国。固定资产从几千万元发展到70亿元,年创利税近200亿元。“红塔山”卷烟品牌无形资产被评估为332亿元。有中央领导甚至称它为“印钞工厂”。红塔山集团成为中国的名牌企业,地方财政的支柱。在褚时健效力红塔的18年中,为国家创造的利税高达991亿,加上红塔山的品牌价值(其他品牌价值没有评估),他为国家贡献的利税至少有1400亿。

褚时健缔造了红塔帝国,“红塔山”造就了多少百万富翁、为多少人解决了吃饭问题,已数不可数。

那时的有钱人,穿个“的确良”衬衫,胸前口袋透出里面装的“红塔山”,倍儿有面子。

他甚至成为烟草行业的“教父”。某些卷烟厂请到他去“传经送宝”,红地毯一直铺到厂外很远。他点石成金,大笔一挥就把你变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得到他的批条,就等于发财。各路烟商、官员和干部子弟,各尽所能,演绎出种种生动的故事。他的女儿去广州,有多少辆小车在机场硬生生地等着,抢着接机。

 

1990年,被授予全国优秀企业家。1994年,被评为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

1995年2月,褚时健被匿名检举贪污受贿,贪污金额174万美元。1999年1月9日,褚时健被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时年71岁。2001年,减刑为有期徒刑17年。

2002年春节,因为严重的糖尿病获批保外就医,回到家中居住养病,并且活动限制在老家一带。保外就医后,与妻子承包荒山开始种橙,时年74岁。

2008年,减刑至有期徒刑12年。

2011年,刑满释放,时年83岁。

褚时健有一妻、一子、一女。1995年被人举报贪污后,此时褚时健的女儿褚映群和老伴儿马静芬已经被关在洛阳监狱。也是这一年,他唯一的姑娘褚映群在狱中自杀,听到消息的褚时健潸然泪下。那一年的中秋节,他一个人蜷缩在办公室,盖着一条毯子看着电视,非常凄惨悲凉。女儿在老爹红极一时的时候,依托老爹的名声风光无限,及至事败被关,自己受不了境遇的巨大落差,一死了之,却全然不顾爹妈的感受和死活,相比之下,年迈的老爹褚时健坚毅地承受了一起,要比女儿坚强得多。

大时代的浪潮曾经把他打翻过,后来又把他送上巅峰。现在,他第二次被抛弃了。偏安一隅的小烟厂曾经是政商名流趋之若鹜的名利场。但很快,又成了人人噤若寒蝉的调查所。

被判那年的褚时健已经71岁。从一个红透半边天的国企红人,执掌了18年的红塔集团的全国风云人物一下子变成阶下囚,这个人生的打击可以说是灭顶之灾。唯一的女儿在狱中自杀身亡更是对他的致命一击。这场人生的游戏是何等的残酷,一般人想到的是:此时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在晚年遇到这样的不幸,只能在狱中悲凉地苟延残喘着度过余生了。
        三年后,褚时健因为严重的糖尿病,在狱中几次晕倒,后被保外就医。经过几个月的调理后,褚时健上了哀劳山种田。那年他74岁。


        万科董事长王石专程到云南山区探访他。他居然承包了2400亩山地种橙子,橙子挂果要6年,他那时已经是75岁的老人了,戴着一个大墨镜,穿着破圆领衫,兴致勃勃地跟王石谈论橙子6年后挂果是什么情景。所以王石说:人生最大的震憾在哀劳山上!是穿着破圆领衫,戴着大墨镜,戴着草帽,兴致勃勃地谈论6年后橙子挂果的75岁褚时健令人感到无比震撼。

种橙期间,遇到任何难题,他就去看书,经常一个人翻书到凌晨三四点。他不上网,但是每天看报、听收音机。
         6年后,他已经是81岁的高龄。这些看起来无法跨越的困难并没有阻挡褚时健,他带着妻子进驻荒山,昔日的企业家成为一个地道的农民。几年的时间,他用努力和汗水把荒山变成果园,而且他种的冰糖脐橙在云南1公斤8块钱你都买不到,原来这些产品一采摘就运往深圳、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效益惊人。因为褚时健卖的是励志橙。褚橙品牌已经形成。
        王石再去探望褚时健时,他看到了一个面色黝黑但健康开朗的农民老伯伯。他向王石介绍的都是果园、气温、果苗的长势。言谈之间,他自然地谈到了一个核心的问题:2400亩的荒山如何管理?
    他使用了以前的方法,采用和果农互利的办法。他给每棵树都定了标准,产量上他定个数,说收多少果子就收多少,因为太多会影响果子的质量。这样一来,果农一见到差点儿的果子就主动摘掉,从不以次充好。他制定了激励机制:一个农民只要任务完成,就能领上4000块钱,年终奖金2000多块,一个农民一年能领到一万多块钱,一户三个人,就能收入三四万块钱,比到外面打工挣钱还要多。
        他管理烟厂时,想到烟厂上班的人挤破头;现在管理果园,想到果园干活的人也挤破头。这个已经88岁的老人,把跌倒当成了爬起。面对人生的波澜,他流过泪,也曾黯然神伤过,但是他没有向命运低过头。
   

2013年,橙子的产量达到一万多吨。销售收入突破了一亿元。

知名度、美誉度提高后,价格一路走高,市场越来越好。他再次成为拥有35万株冰糖橙的亿万富翁。

关于为什么古稀之年还要去种橙的理由,根据各家媒体的报道,大致有这样几种理由:

一种是身体原因,就是他自己心里明白:“闲下来,就不行了”。据褚时健表述,2001年刚保外就医的时候,他的糖尿病很严重,头眩晕,虽然坐牢只有一年多,但对身体影响太大,“如果闲下来,我身体肯定不行了。”;

第二种是心里不平衡。“现在的国企老总一年收入几百万、上千万,我也不想晚年过得太穷困。另外,我70多岁出监狱,总得找点事做,让生活充实点。”他说;

第三种是要回应外界关于他以前成为“烟王”是靠政策的议论。老伴马静芬说:“以前社会上有很多人说,你褚时健搞烟厂搞得那么好,那是因为政策好,云南烟得天独厚,烟厂交给挑扁担的都成。他做果园,就是想否定这个。”

后来云南省计划5年内在全省打造100个现代特色农业精品庄园。在地方政府的盛情下,褚时健不情愿地上马了一个新项目——褚橙庄园。

建成后的褚橙庄园,将囊括当地上万亩冰糖橙果园,容纳游客在庄园内吃住。

褚时健并不相信这个投资2000万元的庄园可以产生政府所期待的效益。建这个庄园,他需要出资600万元,其它部分由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三级政府承担。

褚橙庄园主打休闲旅游牌,庄园内可垂钓。

“一年最多1/3的时间有人来,其余时间都闲置。我一年要拿100多万来补贴这个庄园,不然人家来了吃不好住不好。”褚时健说。

庄园建设和未来迎客,对果园的影响也很大。可以想象,大家来庄园多是想见褚时健,会给这位年迈的老人带来多大的困扰。

“他(褚时健)说如果回绝了,有点对不起来说这件事儿的好心人。政府也是想把这件事做大,以点带面。我们新平种了二十多年橙子。销路一直不行,现在大家都好卖了。” 褚时健的铁杆粉丝任新明说。

“是‘褚橙’让你满足了、甘心了?”有人问褚时健。

“也不完全是。搞了这么多年,我感觉我现在全身心都搞不动了。两条腿不行了,心脏、血管都不行了。”褚时健说,自己随时可能因为心肌梗塞而死去。

所以,看来人在精神上是可以在那里撑着的,但是生理上的退化衰老还是自然的规律,不可抗拒。

但接着,他话锋一转,“可我心里还老想着,现在是1万吨果子,过个三五年要搞到五六万吨。这个目标还一直压着我。如果我现在因为这些毛病一下子不行了,我还有点不放心。这个目标怎么实现?品质能不能维持?我还希望再有十年时间,让我把这些都办了。”

心中有目标,生命就有支撑。褚时健在向苍天再借十年的寿命。

褚时健咳了两声,说“还能再活多少年,我也没把握。所以我希望能赶紧把差的东西补上。”

 

2014年11月20日,褚橙庄园开门迎客,游客如织。褚时健与游客闲聊,逗小孩儿玩。

他现在耳背,十老九聋嘛!说话语速缓慢,有老年人的那种含混并且夹带着方言,需要人仔细辨别他说的每一个字。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奇怪:有人声嘶力竭千方百计要引人注目,也没人要听,而有人低沉含混却听众云集。

从“红塔山”到“褚橙”,作为罕见的、身陷囹圄之后还能以古稀之年东山再起的企业家,通过电商和媒体的演绎,他变成了一个励志符号,他跌宕悲辛的人生也被省去了晦暗不明的部分,成了最佳的心灵鸡汤。本不愿面对媒体的褚时健不得不抛头露面,为“褚橙”代言。他给人们的正能量,也是“褚橙”前进的力量。

他是企业家心中的企业家,王石柳传志都对他倍加推崇。

有人问他,“还有什么不甘心?”

“我已经甘心了,我筋疲力尽了。”87岁的老人说。
   

褚时健还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和他的女儿有所不同。

褚时健希望儿子褚一斌可以继承自己的这片心血,把品牌和质量延续下去。

“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承”,这句广告语让“褚橙”打动了很多人。从生产到品牌都打着深刻褚时健烙印的“褚橙”将如何传承?

 

可是,从二十多岁开始,褚一斌就一心想离开父亲。

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父亲并不是一件让人惬意的事,尤其对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而言。他有了坚强的靠山,也就生活在山的阴影里。

刚从学校毕业,褚一斌就被父亲安排到烟厂做工人。一天工作11个小时,他没太多空间设想自己的理想和未来。老父代他做了规划,但不是他想要的。

更难堪的是,不论他走到哪里,人们都会说,“这是褚时健的儿子”。他想往外跑,想给自己争一口气。

刚好一个朋友说有机会去日本留学,褚一斌要奋力一搏,脱离父亲的庇护。褚时健给他的条件是“成家了就可以走”。

这有点像民国时期新青年离家求学前的最后一个任务。褚一斌在半年时间内迅速完婚。1987年,他奔赴日本求学,其后在新加坡定居并从事金融工作。此后,褚家突生变故,盛极而衰,褚一斌一直流寓在外。

“我对老爷子一直很佩服,也同情。作为儿子,我肯定想尽力帮他,但我又不愿把自己牺牲掉。”褚一斌说,起初自己不太想回来,因为父亲实在是个性格很强悍的人。

褚时健家族观念极强,家族的事业需要有人继承。在父亲的强烈要求下,褚一斌最终还是回国。他结束了自己的事业,第二次进入到父亲的事业里。

 

“我今年五十几岁了,走到哪里还都是‘褚老的儿子’。”褚一斌有些无奈。但他也到了知天命之年,对这些也释然了。时间改变一切。

 

褚一斌的做派和褚时健截然不同。尽管也回国干了几年农业,在他身上还能清晰感受到海外生活多年的金融精英气息。

 

“前年冬天,我一个做基金的朋友来看望老爷子,说您这个东西我给您打包上市多好,老爷子不同意。”褚一斌说。金融是他的本行,可以感觉到,他对资本运作的看法和父亲并不一致。

 

“我相信我父亲对社会进步是理解的。拒绝上市,一个是他年龄大了,一个是他觉得自己承载不了上市后对社会的责任。他的表达方式比较简单直接。但这个事情我觉得只是时机成熟与否的问题。”在褚一斌看来,眼下“褚橙”的重点还在种植。至于“褚橙”上市,现在不可能,但未来也许可期。

 

时代变了,帮助褚时健种橙子的是讲义气、人情味、荣誉感、责任心,但最终烧起来的一把火却是电商的营销能力。而未来的发展,还需要继承者更多的权衡和探索。

健康是有生理、精神和社会三个维度的。我仔仔细细阅读 褚时健这个耄耋之年的生命,发现他生理层面和一般人没有什么区别,比起40多岁短命夭亡的足球裁判龚建平来还是差了很大一截的。但是,他精神非常坚强,就是要做事。尤其是他这个生命的社会维度很有特色。

褚时健会做人,人缘好。办企业时时想着员工。他自己就说:“管理果园和管理烟厂一样,首先要考虑员工利益,不让他们吃亏,事情就好办。”很多得过他的恩惠的人都惦记着他,在他最困难的时候都能够出来帮助他。我想,这就是他办企业能够成功的要诀。作为企业老板或者管理者,要想把企业搞好,最最要紧的是“首先要考虑员工利益,不让他们吃亏”,只有这样企业的一切事情就都好办了。

任新明比褚时健小三十多岁。褚时健看中他年轻肯干,便提拔他做事,后来把烟厂的辅料交给他做。他们既像朋友,又似父子。

“褚厂长”出事后的那两年,只要贴个“褚”字,沾个“马”(褚时健夫人马静芬)字的人都要被彻查盘问。很多原来和褚家来往密切的人,都不敢来了。专案组的人说任新明,“没见过你这样的人,大家都跑了,你怎么还天天来。”任新明说,“我不一样,没有他就没有我,砸锅卖铁我也得帮他。” 褚时健有这样铁杆朋友,使他内心非常宽慰,这种精神的支撑力对于一个年迈的生命在危难之际是非常得济的。只有平时做人好才会有这样的朋友。

“做事先做人”,这是他从“褚厂长”身上学到最重要的东西。

“在我眼里,他就是个神一样。”任新明说。

他把“褚厂长”的外孙女接到自己家中。这个自幼养尊处优的小女孩,现在失去了母亲,外公外婆深陷囹圄,成了一只孤雁。征求她父亲的意见后,任新明把她带到了自己身边。小女孩要上初中,他找到玉溪最好的中学,向校长恳求:“帮帮忙,我的孩子没什么,可这是褚厂长的孩子。”

他天天送这女孩子上学、放学,心里想的就是等“褚厂长”夫妇出来,他能把孩子好好交到他们手中。等女孩初中毕业,他花了不少钱,把她送到加拿大读高中。

1996年,对于褚时健来说,是他人生中最为艰难的时候。玉溪老百姓一直到现在对他都很好。当初调查组找老百姓座谈,想看看民间的反应,玉溪的老百姓就说“他拿了你们多少钱?我们凑给你嘛。”这使得褚时健感到宽慰,为他自己的生命续火。

即使是贪污,褚时健也没有独吞贪污款。他是非常自觉地将资财分给了与他戎马半生的兄弟们。红塔集团总会计师罗以军这样回忆私分300万美元时的情景:“褚时健对副厂长和总会计师等人说,弟兄们辛苦一场,现在有点外汇分给你们。开始时我们也觉得有些不妥,但多年来已习惯了对他的威信,他的话就是圣旨。”

褚案引发了一个“59岁现象”,即官员“退休前捞一把”。

在法庭上,褚时健做了这样的陈述:“当时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我想,新的总裁来接任我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还对罗以军(褚时代的红塔集团总会计师)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他在曾经的辉煌中跌倒,但在跌倒后又一次创造神话。每个人都曾失败过,是一蹶不振还是再次站起?男人在失意落魄时,如何找回尊严?

我们可以从阅读褚时健这个耄耋生命中找到答案。

 

 

他的那种面对任何人生的磨难所展示出来的淡定,给了我们一个答案: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低谷的反弹力。
        未来的路上,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请想想这位老人,记住他的31岁、51岁、71岁、74岁和现在的88岁....

 

 

“你怎么评价自己的一生?”有人问褚时健。

“让别人去评价吧,我很难评价。但有一点,我在做事的时候,不怕自己吃亏,怕别人吃亏,这是我的优点。”褚时健回答。

这就是他的价值观,他的价值取向,也是他的做人做事的原则!同时,这也是我阅读他这么一个神奇的生命,所能得到的最最核心的部分。这是健康的社会维度,道德的要素。就是说他做任何一件事都是宁可自己吃亏,不叫别人吃亏。我想,这就是褚时健做人成功的地方。

 “我的心态是不计较社会对我的不公平。因为现实你没有办法,多少人都得低头。别人说我们这一家,是叫花子养鹦哥,苦中作乐。”他又补充道。

 

阅读生命诠释健康(故事点评)

褚时健办企业最成功的地方就是“首先要考虑员工利益,不让他们吃亏,事情就好办。”

褚时健做人最成功的地方就是“不怕自己吃亏,怕别人吃亏。”

让我们来同时阅读两个生命样本,一个是在我阅读生命资料库的“短命夭亡”子集中,他叫龚建平,是国际级足球裁判,41岁的时候因受贿罪被判十年有期徒刑,刑期未满就在狱中生病,保外就医也没有能够挽救他的生命,在不到43岁的时候就死了。作为执法绿茵场的国际级足球裁判是很受人尊重和关注的,吃香喝辣,风光无限,但是一旦沦为阶下囚,境遇和心理落差很大,他这个正年富力强的生命没有能够经受得住打击。令人一声叹息。

另一个生命样本是在我阅读生命资料库的“高龄名人”子集中,他叫褚时健,71岁的时候因贪污罪被判无期徒刑。从一个红透半边天的国企红人,执掌了18年的红塔集团的全国风云人物一下子变成阶下囚,而且妻女同时下狱,唯一的女儿还自杀狱中,这种境遇和心理的落差以及所受的打击一点也不必龚建平小,他在狱中也生病了,但是保外就医期间这个已经古稀之年的生命居然挺过来了,而且在80多岁的时候又重创辉煌,成为人们交口称赞的励志典范。

我仔细阅读比较这两个生命样本的资料,发现一个很大的不同。

对于褚时健,事发后仍然有铁杆朋友、忠实门徒,不顾个人安危的倾力相助。还有就是1996年,在他人生中最为艰难的时候。玉溪老百姓一直对他都很好,他们甚至于对调查组说“他拿了你们多少钱?我们凑给你嘛。”这是何等样的令人感动,也使得褚时健心里感到宽慰,可以为他自己的生命续火。所以他虽然生命年迈但是还是能够顶得住,把天大的落差扛起来。摔倒了,还能够爬起来。

回头看看龚建平,根据他妻子的回忆,他从1982年开始当裁判,生平最好交友,三教九流都有他的哥们。但是在他落难的时候,给足球圈里的朋友打电话,说自己的情况,对方却没有话,有时甚至没有一句问候,这样的电话说不上三五分钟,却能让龚建平难过一下午。这种“难过”就会在心底里翻腾,发酵,搞坏心态,损伤情绪,影响人的免疫系统,最后导致严重的疾病乃至死亡。

龚建平遭遇这样一个结果令人可怜、可惜、可悲、可叹!平时朋友对他的疏远和冷漠对他的打击很大,加重了他心理的紊乱,加速了他的生命的衰败和死亡。他没有能够像褚时健那样从朋友和人民群众那里得到理解和爱护,从而心里得到宽慰,为他自己的生命续火。

我也反反复复斟酌世界卫生组织1946年在其宪章序言中对健康下的定义,它包含了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生理维度。就这个维度而言,龚建平远优于褚时健。第二个维度是心理。从心理维度上讲,两人受到的打击都是很大的,应该说褚时健受到的打击更为致命。第三个维度是社会维度。就是那个很难在中文中找到相应的词汇的“social well-being”。在这个维度上褚时健比龚建平强了许多。正是这个维度上的差异,导致了两个生命完全不同的结局。褚时健的社会维度很好,他在危难之际依然有人帮助他,替他说话,这对他是一种极大的慰藉,从而大大地缓解了心理压力。

而一个人的社会维度取决于他的价值观,取决于他的为人做事的原则。现在有许多研究成果陆续发表,诠释了人的自然生命和文化生命的良性互动,说明善恶有报。

所以我们无论做事还是做人,从起心动念那一刻开始,就要想到不能损人利己,要自始至终保持善念,懂得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的道理。从道德层面做好,就会得到社会维度、心理维度直至生理维度的健康,有一个好的生命质量。

在阅读这个耄耋生命样本的时候,还有一点必须提到。就是他74岁的时候患严重的糖尿病,被批准保外就医。这是他一生中最最重要的关节点,这个时候他没有选择躺下养病,而是选择了种橙。上面分析提及种橙的三个原因,都是靠谱的。他坚定地认为 “闲下来,就不行了”。他自己心里非常明白:“如果闲下来,我身体肯定不行了。”不闲着就是要做事情,做事情就是保持着和社会的联系,为社会做贡献。如果他选择了闲下来,那就根本不会有今天的褚时健了!

我再一次领略到生命和健康的社会维度的极端重要性。保持和社会的良性接触和联系,心情就会好,情绪就会高,这些又会反过来促进生理系统的正常运转,让生命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而能不能保持和社会有良性的接触和联系,就看你的价值观,就看你会不会做人!

这就是阅读褚时健这个生命样本给我们提供的启示。

         


“中国医界一大旗”——记、访高龄名人邓家栋

 

 

 

 

邓家栋((1906年2月9日~2004年5月22日,98岁)王耀云(1904年3月5日,2003年12月20日,99岁)夫妇
   他们把治病救人、研究医学、提高医学科学水平当作一生信仰来追求,全身心投入业务,心无旁骛。

他们在生活上一直保持着令人难以置信的俭朴。

他们相濡以沫,携手走过67年的婚姻历程,被人们称颂为“永远的玫瑰”。

他们行廉志洁,淡泊名利。

他们都家境贫寒,但是读书特别用功,而且成绩优异。

95岁的邓家栋获全国仅二例的“医德风范终身奖”。人称“中国医界一大旗”。

 

邓家栋 (1906.2.9~2004.5.22),内科学及血液学家。多年致力于临床医学和血液学研究;主持建立新中国第一个输血及血液学研究所:重视医学教育,积极参与恢复八年制的医学教育,曾主编《内科学基础》、《诊断学基础》、《临床血液学》及其他医学专著。

他活到98岁,夫人王耀云和他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同班同学,长夫君2岁,出生于1904年3月5日,2003年12月20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活到离百岁不到两三个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妇产科是教育部重点学科, 1942年由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教授创建,王耀云教授为首任主任。王耀云为人极其低调。和夫君邓家栋一样全身心投入业务,心无旁骛。


1937年6月10日,31岁的时候,和协和医学院的同班同学王耀云在上海结婚。他们相识于1927年,十年后才结婚,说明他们

都专注于学业和事业。王耀云也是苦出身,家中排行老七,5岁丧母,依靠教会学校资助考上金陵女子大学。邓伯伯在学校学业优秀,许多富贵人家的女子追求他,而他偏偏爱上了一样贫困出身的王耀云。

1937年,邓家栋与同班同学王耀云在上海结婚回京后,暂时没有住处,只得借住在邓家栋在广益和协和的师兄钟惠澜院士家里。1940年,邓家栋夫妇从美国留学回来,还是没有地方住,再次承蒙钟惠澜夫妇的照顾,仍然寄住在他们家。可见夫妇二人均以事业为重,对安家置业毫不放在心上。他们对物质条件没有任何的追求。而这样的夫妇,自然朋友遍天下。


    邓家栋身体根本算不上强壮,1940年3月和1941年3月曾患自发性气胸住院治疗,此后元气大伤,身体十分虚弱。1976-1977年发现心脏有毛病。藉自身行医,加上高科技的运用(他晚年一直带着心脏起搏器,直至去世。)坚持存活到高龄。去世前一天晚上心脏突然停止跳动,没有一丝一毫的预警。享年98岁。而王耀云则是在临行前,因为小脑萎缩,食欲几乎完全丧失,比她的夫君早走了半年。享年99岁。两人岁数相加达到197岁,婚姻长达67年 。

邓伯伯夫妇的晚年几乎就是在协和医院的高干病房度过的,我和邓伯伯的二儿子邓濂献是大学同学。

邓濂献是个孝子,那时他也已经退休,几乎是天天骑车到协和去陪伴他的爸爸。我在邓伯伯98岁那年的春天也是去看望过他好几次,较长时间地陪伴他们父子俩,天南海北地神聊,顺带了解他的饮食起居和生平琐事,和他一起探讨健康和长寿的奥秘。

邓伯伯坐轮椅,因为据我同学讲,他的双腿就像刚刚出生不久的婴儿一样没有力气,支撑不住他的体重(邓伯伯体型清瘦,当时的体重估计也就30公斤左右)。但是,思路清晰,眼睛的视力特别好,居然可以不带花镜看古文。这个很有意思,高龄老人确实各式各样。我的很多百岁老人生命样本和高龄名人生命样本都是眼睛视力不行的,我自己也很担心将来视力会减退。但是,98岁的邓家栋和110岁的周有光却是视力好得惊人。 后来我打电话问邓濂献,他告诉我邓伯伯80年代末也做过白内障手术。这和周有光的一样的。对比魏寿昆、贝时璋,眼睛只要是白内障还不要紧,可以通过手术恢复视力,但是黄斑变性就不行。邓周都是白内障,魏贝则是黄斑变性。

邓伯伯每天还要教照顾他的保姆学文化。他也很健谈。我曾经和他讨论过他腿的力气的问题。我说,大概您年轻时不太爱好运动,因为我看到许多报道,百岁老人能够站立和生活自理的人大有人在。而如果您当初多一些运动的话,或许用不着轮椅。他听了我的话哈哈大笑说,“过去的事情还说它干什么。不过,你说得对,年轻时很用功学习功课,忽视了体育锻炼。”说了一会儿,他很有礼貌地说,“对不起,我累了,我要歇一会。”于是在保姆的帮助下颤颤巍巍地上床睡下了。我们曾相约,每隔一段时间我有时间就去看看他,同他们父子俩聊聊天。特别是,邓伯伯是医学大家(great master),我们还有许多地方要向他请教。那两次我们还一起合影,他还为我签名留念,字迹依然清秀。没想到,不久我同学给我打电话告诉我邓伯伯在一个晚上突然心脏停止跳动离开了我们。这使我深感悲痛,并感到生命的脆弱,许多事情如果不抓紧做就会终生遗憾。

邓伯伯1906年2月9日生于广东蕉岭县的一个农村。祖父中年客死南洋(死于脚气病)。寡居老家的祖母不得已变卖全部陪嫁的妆奁首饰,帮助两个儿子租用铺面开设茶烟店以补贴家用,家境仅堪温饱,有田产十数亩,由妇女耕种(这是当地风俗)。祖母勤俭持家,重视儿孙辈教育。邓家栋幼年深受祖母教育的影响,为人正直忠厚谦恭礼让。父亲活到72岁,母亲87岁。在那个时代还算高寿。
    邓家栋有二姊、一兄、一弟,还有堂兄弟7人。邓家栋在镇上的高等小学读书时,每逢星期天及假日也会到店里帮忙,捎带学做生意。1919年,邓家栋在新铺公学以全校第一名小学毕业,因家中难以维持他中学读书的费用,家人希望他在店中工作。小学校长曾清吾知悉后亲自登门,极力劝说之下才得以继续读书。这一方面说明当时社会风气还是很好的,有这样爱才惜才的小学校长实属难得。另外一方面也说明邓家栋功课好,不是一般的好,一定是特别的好,才使小学校长如此费心去劝说家长。

对邓家栋早年的求学情形,邓濂献回忆道:“父亲有时一顿饭只花几个铜钱买一个肉丸子和一碗汤,为此他患有营养不良症,长期有足踝部溃疡,有段时间还患上夜盲症。”说明那个时候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就是在饥饿的边缘上,还有刻苦攻读。身体的底子肯定是差的。

    经爱才的小学校长的劝说和举荐,他只身赴离家50华里的梅县投考广益中学,被录取后,留校就读。穷家儿自有穷风骨,知道能够继续求学不易学习非常刻苦,1924年毕业,成绩又是名列第一。

看来确实如他后来告诉我的, “年轻时很用功学习功课,忽视了体育锻炼。”,其实那时还是真的没有条件去锻炼身体。不是主观上“忽视”了体育锻炼,而是因为吃饱尚且不易,还是在营养不良的状况下刻苦学习,根本谈不上体育锻炼。我们一时想不到,细细一分析,情况就清楚了。

他的成绩按规定可由学校保荐免交学费升入上海沪江大学(与广益同属一个教会)。其堂叔了解到邓家栋愿读理科及医学,乃劝他改入苏州东吴大学。邓家栋遂将中学成绩单、推荐信以及上海沪江免考录取的证件寄至东吴大学,得到东吴大学校方同意,转入该校就读。在东吴大学他和后来活到110岁的王艮仲是同班同学。王艮仲之成为我阅读生命资料库之百岁老人子集中的重要生命样本即得益于邓濂献的牵线搭桥。

1926年暑假,他与几位同学慕名转学北京燕京大学,插入三年级,主修化学及医学预科。邓濂献告诉我,父亲在少年时,曾亲眼看到几个堂兄妹因病得不到救治而死去。“这促使他产生了长大后要从事医药学、学到真本事治病救人的想法。” “燕京的医预科与协和医学院有最直接的联系,而他是立志要读医的。”

1928年邓家栋在燕京毕业,获理学士学位。按北京协和医学院规定,读完三年大学的自然科学(生物、物理、化学、数学)即可报考医科。燕京的化学教授兼医预科主任威尔逊(Sternkey D.wikson)了解到他经济困难,又知他成绩优异,遂主动与协和代校长格林(Roget S.Greene)商量由格林个人贷款供邓家栋人协和读医。邓家栋遂于1928年夏投考协和,被录取并获免学费奖。在协和的第二年他向学校借贷,第三年再次得免学费奖。他在学习期间生活十分俭朴,节衣缩食,经常穿蓝布大褂,而惟努力学习,毕业时得到最优成绩奖。他即以奖金还清全部债款。看得出来,他家境贫寒,但是读书特别用功,而且成绩优异,一直是他自己挣出来的学费。所以,从小学到大学邓家栋的功课都是学得很好很好的。幸亏那个时候,在学界风气还是清正的,穷家儿也能凭借自己的刻苦攻读获得前程。但是,体质是差了些。不过仍然能够长寿。
    1933年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后,留校任内科住院医师、住院总医师兼助教,同时参加内科血液学的教学和实验研究工作。

按照邓濂献的说法,他们都是穷怕了的,所以即使后来成名,也依然生活俭朴,从不追求物质享受。作为全国著名的医学科学家,他家里使用的家具仍然还是五六十年代人们使用的陈旧家具,在不足10平方米的书房里,摆满了书籍资料。邓濂献有时跟我们说他爸爸妈妈甚至连一把在阳台摆放了多年的旧藤椅要扔掉都舍不得。可是,他们对患者和学生却无数次慷慨解囊……他行廉志洁,淡泊名利,2001年经过各方评选,中华医学基金会授予95岁的邓家栋“医德风范终身奖”, 当时全国仅两人获此殊荣。对此邓伯伯非常看重,把这一奖牌放在家中显要位置,并且对当时的卫生部领导说:“医德医风是一件带有根本性的事,要坚持强调。”

在医德医风方面,邓家栋受人敬重和爱戴。凡认识邓老的人都觉得他是一个普通的慈祥老人,但同事又没有一个人不被他高尚的人格魅力所感染和折服。他待人没有架子,获得许多荣誉,从不向别人讲。他的居室除了书还是书,使用的家具多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留下的,但他却把节省出的积蓄慷慨赈灾,捐助贫苦学生,建立奖学基金。原卫生部副长黄树则曾经赞誉他是“中国医界一大旗”。

协和医学院历经三次停办,三次复办。其中两次复办,邓家栋均参与其中。

  1942年,因被侵华日军占领,协和医学院遭遇第一次停办,教职工各自谋生。邓家栋受邀到道济医院担任内科主任。不久,道济医院院长辞职,日寇和伪政府执意要他接任院长。邓家栋不愿仰日本人鼻息,只身往天津担任天和医院内科主任,第二年兼任院长。1947年协和复校,校长李宗恩亲自到天津邀他回校担任内科副主任,月薪300余元。其时邓家栋在天津的工资相当于协和工资的10倍,但邓家栋欣然受邀回到母校。

“父亲想的不是发财致富,而满足于作为科教工作者的工资收入。”邓家栋长子邓浚献说,父母亲达成共识,不愿意让自己二十多年之所学只为少数患者的金钱服务,他们的兴趣在于教育与科研,希望培养更多的医生,为更多的病人诊治。这就是邓家栋及其夫人王耀云的价值观。

11978年“文革”结束后,邓老和黄家驷校长等人重建协和医学院,为如今协和医学院的蓬勃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邓老对工作非常投入,对师生很关心。在他那个年代,大家的工资水平都不高,他和黄家驷等组织成立“协和之友基金会”,他还带头捐献了自己的多年积蓄4万元。

他在生活上一直保持着令人难以置信的俭朴。他的住房只有50平米左右,只有一间半,一间作为卧室,半间当作书房,过道作为客厅和饭厅。“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可以作为邓老家居的真实写照。他的心思不在吃住上,他关注的是医学科研和教育以及医务界的风气。

邓伯伯确确实实是把治病救人、研究医学、提高医学科学水平当作一生信仰来追求。在年轻医生面前,他总是循循善诱地讲述“只有苦学才能真正成才”的道理,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在协和读书时要上人体解剖课,邓老认真细致地作人体解剖,从骨骼到皮肤到毛细血管,常常是一个人在一间大解剖室里研究到深夜。有人问过他,怕吗?他说,不怕。他对医学始终怀有一颗虔诚、敬畏之心。

邓家栋与夫人王耀云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同班同学。他们相濡以沫,携手走过67年的婚姻历程,被人们称颂为“永远的玫瑰”。他们育有两子,次子邓濂献就是我的同学。


 
    他在1960年夏调任北京医院副院长,兼任中央保健局副局长,为中央高级干部做保健工作,周恩来、叶剑英和贺龙等领导人出访都由他陪同,特别是和叶帅关系密切,1958,1959年他陪同叶帅访问印度,又当翻译又当保健医,以后多次为叶帅看病,并且在叶帅最后的10年里是叶帅的保健组组长。上世纪60年代,叶帅曾经亲笔题写了一首诗赠给邓伯伯,可以作为邓伯伯伟大人格的真实写照: 
    泽畔行吟放屈原,为伊太息有婵娟。
    行廉志洁泥无滓,一读骚经一肃然。
    邓伯伯有很好的文学功底,他认为一个医生首先应该是个文化人。不能光懂得医学知识,而是应该知识广博。正是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所以能够做到行廉志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社会、从他人索取少之又少!

从这里我们又一次领悟高尚的道德使人少却许多烦恼,极其有利于身心健康。

从躯体上看,他并不健壮,非但不健壮,而且简直就是健壮的反面!但是他和他的夫人是健康长寿的,其原因就是心理的、文化的、道德的和社会的。
    1938年冬他曾经被派赴美国,入哈佛医学院的桑代克(Thorndike)研究所,在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迈诺特(George R.Minot)和卡斯尔(Wikkiam B.Castle)等著名血液学家的领导下从事血液学研究。1939年冬回国前,他遍访当时美国的著名血液学专家和科学研究机构。1940年春他返抵北平,仍在协和任内科主治医师兼讲师,并主持血液学实验室的工作。但是,1940和1941连续两年他两次患原因不明的自发性气胸,又因临床医疗任务较重,未能在留美时所作的溶血机制研究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科学研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协和医学院和医院被日本侵略军强占,邓家栋至道济医院任内科主任,约一年后转往天津加入由几位校友创办的天和医院任内科主任,后兼任院长。1948年北京协和医学院恢复后,被聘回校任内科襄教授兼内科副主任,仍主持血液学组和实验室的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家栋仍留校工作。1956年他奉中央卫生部和总后勤卫生部之命,在天津建立输血及血液学研究所并任所长。1956年参加军事医学考察团赴苏考察。
    1960年夏他奉调回北京担任北京医院副院长,不久又兼任中央保健局副局长,做高级干部的保健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隔离审查,1971年被遣送江西五七干校,1972年因病离五七干校回京。
    “文化大革命”后,他一度在人民卫生出版社任总编,主要负责书刊的编审工作。1978年被调至中国医学科学院参加教育方面的领导工作,井与黄家驷等筹备恢复八年制的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他又与同仁努力将血液学研究所从四川简阳迁回天津原址。他被任命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并兼血液研究所名誉所长。
    邓家栋在协和医院任住院医师三年,总住院医师一年,受到严格而全面的内科临床和血液学专业的训练。他从未脱离临床。1937年他在《中华内科杂志》发表一篇自述《我乐于做临床医生》,说明他历来都是热爱临床工作。
    他认为临床医生首先要热爱自己的工作;要热诚为病人服务,待病人如亲人;要不断学习,提高业务水平;对病人还要有充分的责任心。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1936年他任住院医师时,遇到一位脊髓灰质炎患者,他及时发现病人已发生呼吸神经麻痹,并将其放入人工呼吸机(铁肺),使其生命得以挽救。他又认为对病人的临床表现必须随时进行细致观察并如实记录下来,才能避免错误。也是在他任住院医师时,遇到一个中年病人反复发生原因不明的心力衰竭。检查中他发现时有时无的、典型的二尖瓣狭窄的舒张期心脏杂音,主治医师和其他医师的短暂观察均未能予以证实,但他坚信自己的观察所得并将其记录下来。后患者死亡,尸体检查发现左心房中有一个有蒂的粘液瘤。这一瘤体使二尖瓣产生时有时无的部分狭窄现象。这就证明他的观察是正确的。在临床工作中,正确的分析也十分重要。在美国波士顿进修时,参加过一次有许多名医参加的临床病理讨论会,讨论一个被多数人诊断为急性阑尾炎穿孔和弥漫性腹膜炎的病例。他仔细分析病史和临床资料之后,独持异议,井提出伤寒病肠穿孔的可能性。尸体检查结果证明他的诊断完全正确,使满座为之震惊,他的精辟分析使听众莫不折服。
 
    照片是2004年98岁的邓家栋住协和高干病房时,笔者往访,与其次子邓廉献的合影及其为笔者的签名。

 


 

 

 

于阅读生命诠释健康(故事点评)

这是一对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能够做到行廉志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社会、从他人索取少之又少的事业型夫妇。他们全身心关注医学事业,淡泊名利,生活上一直保持着令人难以置信的俭朴。正因为这样,他们心境平和,情绪稳定,没有过多的烦恼,像邓家栋那样即使青少年时代、乃至壮年一直体弱多病,带着心脏起搏器生存,依然能够达到近百岁的高寿。所以,要想长寿道德的修炼至关重要。

邓家栋是幸运的,他上学的那个年代(上世纪20年代)看来不错,社会重视教育,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像邓家栋这样一点家庭背景都没有的广东农家子弟,出身贫寒,能够让他可以凭借自己的刻苦攻读,得到各级学校领导的赏识、青睐和举荐,得到社会经济支撑,一直读到医学的最高学府而最终成才。

邓家栋出身贫寒,依靠自己的刻苦攻读,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凭借学业优异得以获得经济支撑。他身体的底子确实没有打好,营养不良,也怪不得他年轻时没有锻炼身体,是因为生活所迫,没有条件。他30多岁时曾患自发性气胸,时间有一年之久,此后元气大伤。60岁的时候发现有心脏病,带着心脏起搏器生存几十年。

但是,我们依然阅读到一个年近百岁的生命。我相信这是道德修炼的成果。

邓家栋夫妇在医德方面确实是让人高山仰止。正如叶帅所言:

泽畔行吟放屈原,为伊太息有婵娟。
    行廉志洁泥无滓,一读骚经一肃然。

采访高龄名人96岁朱广颐

——一位一辈子吃了许许多多鸡蛋每天都要洗脚的工具学耆宿——

 

 

为了研究人的健康和长寿的客观规律,当然也是为了创设健康学,我做的基础工作之一就是建了一个百岁老人资料库,分析研究他们的生平事迹,生活方式,生存状态乃至性格特征,思想品质,社会适应和道德境界等等。最高寿命者就是载入世界吉尼斯纪录的一位法国老太太,她活到了122岁另164天。当然,报道中也有超过这个纪录的,但是因为没有经过世界吉尼斯纪录的权威认证,不能作为正式记录。同时,我又建了一个“高龄名人”资料库,同样是分析研究他们的生平事迹,生活方式,生存状态乃至性格特征,思想品质,社会适应和道德境界等等。因为我发现,很多活到八九十岁的人,虽然没有到百岁,但是健康人生同样精彩,包含着生命文化和健康文化的信息,也有许许多多的养生的经验和智慧值得总结。“高龄名人”的年龄条件是八十五岁(含)以上。

现在这两个资料库的样本数都已经分别超过了1200个。每个样本至少都有600字以上的文字资料,多的超过一万字。每个样本都是一个精彩的故事。这些样本资料,绝大多数都是从各平面媒体,包括报刊杂志和各种书籍中采集来的,但是经过仔细核对分析订正和综合,力求详实。少部分是我亲自采访过的,有视频音频资料,或者是照片和题字。

我在利用这些资料,经过分析对比和综合,寻找这些百岁老人和高龄名人的共同点的时候,发现他们有且仅有两个共同点。再要找出第三个来,就怎么也找不出来了。而每当我新采访一位百岁老人或者高龄名人,发现他们没有一个不具有这个共同点的。这两个共同点我把它们叫做“百岁定律”和“长寿定律”(详见第三章)。

两个资料库的资料,经过研究、梳理、发掘可以使我们在生命科学和生命文化方面得到许多启示。除了“百岁定律”和“长寿定律”之外,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副产品”。另外,这些资料大大地增强了我们对实现健康长寿的信心。

2011年7月26日我的百岁老人库和高龄名人库里又各增加了一个样本。那天上午我们采访了96岁的高龄名人朱广颐。

 

朱广颐在看作者的名片

 

朱广颐是第三届、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一机部工具研究所所长,是我国工具学元老。1915年3月出生于江苏仪征,毕业于上海交大,毕业后曾在美国实习2年。朱广颐1939年结婚,配偶是上海一名俄语教师,已经先他而去(2000年),现在他由女儿朱云鸥(1940年生)照顾。朱广颐生有一子二女,朱云鸥是长女。

朱广颐从小体弱,病怏怏的。工作以后女儿记得他在哈尔滨时买了冰鞋,从美国回来买了网球和台球,开始喜欢运动了,即使现在96岁高龄,仍然还要在室内走动,锻炼身体。而2010年7月那场大病以前,他是要到公园里去走圈的。他女儿发现,锻炼的那天他的记忆力、听力各方面都会好一些。

他饮食清淡,食量不大,身型清癯不臃肿。特别爱吃油菜,一年四季都离不开油菜。以前还因为在北京买不到油菜而不愿到北京女儿家居住。但是,他每天都要吃鸡蛋。所以熟人经常开玩笑说,他一辈子吃的鸡蛋不知道有多少。肉类禽类则吃得不多,而蔬菜是吃得多的。现在每天喝两袋奶。每天早上起床,上午11点,以及午睡起床都会有女儿伺候他喝三次水。他们掌握的饮食原则是“晚甜早咸”,还不知典出何处?

2010年7月7日朱广颐有过一次大出血,当天女儿发现他有虚脱的症候,盗汗,面色发暗,就用准备着的“圣宁”点在他的鼻隔上,他就苏醒了,但是大便拉在裤兜里了。女儿在清理时发现有鲜血,于是打120,急救车将其送到医院,至ICU发现胃里还在出血。原因估计就是吃了5年的阿司匹林之故。现在不吃了。当初是为了预防心脑血管病,大夫曾经建议他服用阿司匹林,但是他一直不肯用。5年前到北京来才开始服用。现在看来当初就没有必要吃阿司匹林,吃奥葡西(OPC)(一种葡萄籽提取物)就行了。他女儿认为吃姜也可以代替。所以,阿司匹林也不是随便可以吃的。

朱老现在血糖不高,血压原来高的,自从2010年大出血压就不高了。但是,那次大出血,对他身体的损伤很厉害,以前还是比较强壮的,从那以后就虚弱了。老年人的身体往往会有一个转折点。2010年的大出血有点像转折点的意思。但是不要紧,只要慢慢恢复,还是可以生存得很好的。

朱老的听力现在是个大问题。就在我们去采访的前两天,突然什么都听不见了。根据朱云鸥回忆,朱老90岁前,听力应该还是可以的,交流没有太大障碍。现在听力障碍严重影响老人的生活质量,也使得他很不愉快。

但是朱老牙好,至今一口牙基本完好无缺。他每顿饭后必刷牙,很注意口腔卫生。

朱广颐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虽然患有黄斑变性和白内障但是目前视力尚可,他现在每天读书看报,而且时间很长,看得很仔细,有时还要做记录,还要发表评论。平时看宋词,还看《三字经》。报纸看惯了上海的《新民晚报》,觉得《北京晚报》不对胃口。不过北京晚报苏文洋的“论语”栏目他是喜欢的。看书报时需要有时放大镜帮忙。一定的视力保障,支撑和维系着他和外部世界的联系。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晚年保持必要的视力和听力对于生活质量极为重要。“十老九聋”也是我从我的上述两个资料库里得出的一个结论。非常需要引起我们提前注意和警觉,未雨绸缪,千方百计保护视力和听力,以确保晚年生活质量。

朱广颐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重视睡眠,睡眠充足。他每天晚上九点一刻即准备就寝,包括洗脚,十点半上床,到次日早上七点半起床。而且中午起码还要午睡一小时。全天睡眠时间在将近十个小时。朱老也和其他老年人一样患有前列腺肥大症,所以睡眠中间会有起夜的问题。朱老为了保证睡眠质量,用了一个密封性能好的瓶子可以不起床解决问题。

据朱云鸥说,她爸爸有洁癖。洗澡一洗就两个小时,身上的死皮一点点都要搓下来。身上是不允许能够搓泥的。特别是每天晚上临睡前洗脚,至少要一个小时。据说昨天就用了一个半小时。他洗脚时不用电加热的脚盆,就是一盆水,从热水洗到凉水,而且从膝盖往下一点一点地用手指搓“死皮”。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天天如此,这是很特殊的一种好习惯。女儿说,他从来不会脚裂,因为脚上的皮很薄很薄,已经没有可裂的皮了。

朱老平时心态好,很有忍耐力,一般不发脾气。关于忍耐力,女儿举了几个例子加以说明。一个例子是他有一个小女儿,比她姐姐小21岁,因为从小爸爸没有在身边,所以父女之间并不融洽。有一次爸爸为了让儿子学习,把小女儿正在看的电视关掉了。小女儿就把它又打开,这时爸爸默默地走开了,也没有发火,更没有责备女儿。还有就是经过长期的两地分居,老夫妻终于生活在一起了。这时爸爸经常向大女儿讲起,夫人是他不可须臾离开的另外一半。夫人去世时,他痛哭流涕,非常悲伤。女儿说,爸爸现在很乖。这是他的社会适应。

自左至右:作者、朱广颐、朱云鸥

 

阅读生命诠释健康(故事点评)

最后,梳理总结一下朱广颐长寿的部分经验:

1,                     重视睡眠,保证睡眠充足。睡眠使得人的免疫系统能够得到很好的休养生息和恢复,以维持生命运转。

2,                     一年四季坚持睡前一个小时以上的洗脚泡脚,有助于改善血液循环,促进睡眠。

3,                     作为知识分子高龄时能够坚持每天认真读书看报,还能坚持在室内走动锻炼,脑力和体力仍然能够保持适度勤勉,有助于保持生命之火不致熄灭。那些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者,必然不能长寿。这是我“百岁定律”和“长寿定律”的内容之一。

4,                     饮食清淡适量,每天必吃油菜和鸡蛋。

5,                     每天三次补水非常科学、非常必要。

1,           高龄时生活规律有序。

2,           高龄时有亲生女儿贴身呵护,这是他的福分,也是他能够长寿的重要因素。

3,             高龄时很乖,不讨人厌。这是他的社会适应。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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