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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百岁定律和百岁故事(百岁生命深度探秘)15  

2017-02-07 20:01:00|  分类: 创设的健康学片段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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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定律和百岁故事(百岁生命深度探秘)15

 

 

第十一章  中科院迄今为止寿命最长的两位院士——107岁的魏寿昆(1907年9月16——2014年6月30日)和106岁的贝时璋(1903年10月10日~2009年10月29日)

 

                      百岁院士魏寿昆——“我就是不与人争”

                               中科院迄今为止寿命最长的院士

              107岁的魏寿昆(1907年9月16——2014年6月30日)

                       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能够活到那么久,从来没有刻意养生,也不是什么养生专家。

                       他一辈子研究学问,教书育人,没有太多的世俗的欲望,对物质生活没有苛求。

                                            “我同意。我就是不与人争。”

                                               “脑子不用就浪费了。”

 

魏寿昆1907年9月16日生于天津,我曾经多次前往其寓所采访和看望。他是我大学本科学习冶金过程物理化学专业的老师,北京科技大学教授,中科院资深院士,中国冶金过程物理化学学科奠基人,中国金属学会冶金过程物理化学学会理事长,我是该学会的首届理事,所以有许多机会向先生当面讨教。

冶金过程物理化学专业最早叫金属物理化学,是我国1957年学习前苏联莫斯科钢院而新设立的一个专业学科,设在北京钢铁学院,学制五年半,比其他专业多出半年。魏先生就是这个学科在中国的奠基人。该新设专业1957年首次全国招生,招生简章上标明的专业名称是金属物理化学,后来又叫过冶金物理化学。1957年首届招生30名,其中大约三分之一是从留苏预备部转过来的,剩下的三分之二是考上的高中毕业生,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对魏先生有一种天然是亲切感。他那个时候担任北京钢院的教务长,是全国高校为数极少的一级教授,我们对他充满崇敬。

我不仅仅是首届考取该新设专业的本科生,而且是首届考取该专业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研究生,而魏先生是该专业学科在中国的奠基人。

魏先生还参加了我硕士学位论文答辩,我的导师邵象华,那天魏寿昆、邵象华和李文彩三位院士聚齐了(李文彩是工程院院士,邵象华既是中科院院士又是工程院院士。)。

1981年魏先生作为硕士、博士学位研究生答辩委员会主任参加作者的研究生论文答辩。后排左三为李文彩,左四是魏寿昆,左五是邵象华。前排中是本书作者。

 

我学习和从事冶金专业30年,在工作单位时到北京出差经常会去看望魏先生,并且向他请教问题。这就是我和魏先生的渊源。而14年前,我从职业生涯退休和结束返聘,改而继续从事生命和健康的研究,收集百岁老人样本,魏先生又成为我阅读百岁生命的重要样本。魏先生不但自己接受我的采访,而且还多次向我推荐了比他年长四岁,用自己的生命一辈子研究生命的贝时璋院士。贝时璋院士遂又成为我阅读百岁生命最可珍贵的重要样本。能够收集和采访中科院两位迄今为止最长寿的院士的资料,成为我“阅读生命”资料库之“百岁老人”子集中的重要样本,实在是我三生有幸!

 

魏寿昆22岁毕业于北洋大学,28岁-29岁获德国化学博士学位并从事钢铁冶金方面的博士后研究,1936年回国。从1952年院系调整到北京钢铁学院(后来改名为北京科技大学)任教至今,桃李满天下。2000年6月5日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两院院士后的合影时,时年93岁的魏先生被安排在正中央,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朱镕基和李瑞环分别坐在他的两旁,说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科学家的尊重。

2009年10月贝时璋在北京去世后,魏寿昆就成为中科院最年长的院士了。

 

魏先生出生于一没落商家,兄弟姐妹九人,他是长子长孙,祖父退休后父亲常年生病,并在他不到20岁时去世,当时家中生活拮据,他每天步行5公里以上去上学。母亲于1945年5月3日病逝,享年61岁。魏先生1937年结婚,妻子杨英梅爱好音乐比他小六岁,两人一直相濡以沫,恩恩爱爱,相伴到白头。魏寿昆在重庆期间曾生过两次病,一次伤寒,一次夜盲症,都在妻子的悉心照料下康复。他们唯一的一个儿子魏文宁说父亲之所以能够长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母亲照顾得好,“每天保证一杯牛奶、一个鸡蛋”。即使是物资紧张的时候,杨英梅还是将家中最有营养的食品留给丈夫吃。

此情此景,作者亲眼见证过。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一家五口(魏先生夫妇育有2女1男,文革期间儿子已经工作,两个女儿都被安插到大西北去了)挤住在一间12平米的小屋子的情景……魏夫人一直悉心在生活上照料魏先生,因患高血压,于1994年盛夏突发脑溢血到医院抢救,魏先生整日守候在侧,握着爱妻的手,弥留之际,魏先生饱含泪水,深情吻别。爱妻先魏先生而去,87岁的他也病倒了,他说“那个时候,我真的失去了精神支柱。”可见夫妻情深!后来魏先生在90岁左右罹患直肠癌,手术不很顺利,伤了尿道,此后魏先生需要携带尿袋生活,平时生活上由他的大女儿照料。

 

魏先生告诉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能够活到那么久,他说他从来没有刻意养生,也不是什么养生专家。他的日常生活非常简朴,待人接物十分平和,最喜水萝卜,他一生远离烟酒,生活非常有规律。在钢院(现在的北京科技大学)一呆就是半个世纪以上,先生非常智慧,一生喜爱读书,勤于思考。他说,“脑子不用就浪费了。”他有跳舞的爱好,有时周末和夫人经常出没舞场。晚年注意运动,散步爬楼自编体操。先生的最大特点就是平淡和智慧。性格开朗,心胸宽阔,遇事乐观,宽容豁达。另外,魏先生八九十岁的时候,体检报告都显示他的血管和年轻人一样,这使大家很欣喜。

 

 

我在魏先生百岁时采访他时,那时他依然思维敏捷,谈吐幽默,许多往事年月日都记得一点不差,只是告诉我由于黄斑变性,视力减退非常厉害,担心以后看不了东西了。我劝他说:“魏先生,您已经赚大发了。我见过许许多多八九十岁的老人,连自己的亲人都不认识了,您想,您都活到百岁了,还能够和我这个学生探讨问题,岂不是赚大发了吗。” 我希望他能够顺应生理变化,不要过分忧虑,他倒是挺听劝的。后来我又在电话里,向他讨教我在冶金物理化学方面的一些疑惑,他的回答绝对是专家级的,令我敬佩不已。魏先生百岁以后的生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睡懒觉,就是说有点嗜睡。他嘱咐我上午十点以前不要给他打电话,因为他已经养成了睡懒觉的习惯,一般十点以前不起床。他晚上九点半就寝,中午还要午睡。对于像他这样一辈子用脑之人,到了晚年需要充足的睡眠,这样的一种睡法,或许是先生的独创,可以作为长寿的经验供我们参考。有一段时间,他儿子在电话里向我咨询,说老人现在特别嗜睡,坐着坐着就睡着了。我劝他顺其自然对待,因为魏先生嗜睡已经是他的生活习惯了,不必太在意。这样或许有助于他休养生息。我还告诉他,我采访过一位比先生还年长几岁的王艮仲老人,现在也嗜睡,能够起得很迟。

其实魏先生会休息是很有名的。50年代我们刚刚入学的时候,对魏先生这样的一级教授是非常崇敬的。他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同学们注意到开会的时候魏先生很会抓紧时间休息,一时传为佳话。

 

魏先生说有时候小保姆来打扫卫生,他有点不好意思,所以总要起来,以示对小保姆的尊重。我就劝他:

“您都什么岁数了,还顾忌这些。人家都不在乎,您还有什么可以不好意思的呢。”他说这是对人的尊重。于是,我又劝他:“您是国宝级的人物,您在家里是老爷子,小保姆是为您服务的,您怎么方便怎么来,您舒服了,方便了,我们大家包括小保姆都会高兴,这也是她的心意。”他听了我的话说要参考我的意见。

 

看来,他对人的尊重,他的待人接物都已经是潜意识层面的东西了,具体到某一件事他的处世原则就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

我阅读了十几年的各种各样的生命,自己觉得对于如何待人接物还是有所领悟和提高的。十几年后回头来调看当时采访他的时候的视频,我感到愧疚。我的观点是何等的世俗,还觉得是好心在劝先生呢。我感觉到了差距。

 

在那次采访的开头,是他先问我现在在做什么。我告诉他我在研究健康,研究生命,特别是在做百岁老人的调查研究。我向他汇报了我那时根据800多例百岁老人资料总结出来的“百岁定律”,我问他同不同意。他回答道:“我同意。我就是不与人争。”这句话给我印象极其深刻。这是他对百岁定律第一条表示赞成。

后来他又和我讨论百岁定律的第二条,就是关于懒惰和勤劳的问题。他说他在家里可是从来不干家务活的,这算不算懒惰。我说我说的懒惰和勤劳是体力和脑力两方面的,只要有一个方面勤劳就是不懒惰了。我进一步向他解释,我的意思就是人不能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这个是最忌讳的。对此他也表示同意,他说现在他还带着研究生。

 

看来,魏先生的长寿没有明显的遗传因素,他生长在城市,也没有特意地锻炼身体,甚至连家务都不做,更没有刻意追求养生和长寿,他一辈子研究学问,教书育人,没有太多的世俗的欲望,对物质生活没有苛求。文革期间,有一次出差,从昆明回北京,居然因为他当时已不是学校领导而让他坐硬座。有一位干部,看不过去,主动请求将软卧和他的硬座交换,他却非常平淡地说“难得坐一次硬座,有机会接触普通群众”……他的生活非常简单,他的欲望也非常简单……正是这种简单,造就了他的健康和长寿。

对于锻炼身体,魏先生是非常谨慎的。体力还好的时候,也就是跑跑步,打打太极拳。当他提到视力减退很厉害的时候,我曾经建议他自己做做眼部按摩,他连连摇头,说要是按摩坏了就麻烦了。

 

魏先生作为一个学者,平时观察生活非常仔细,他曾经给我布置过一次作业,说搞冶金的三位院士都在89岁的时候得了直肠癌,这是为什么,请你研究一下。三位院士包括他自己,还有1913年出生的邵象华和1917年出生的柯俊,他们三位确实都是在89岁那年罹患的直肠癌。手术顺利的只有柯俊,魏先生术后带了一个尿袋,邵象华术后带了一个粪袋。但是为什么都是89岁,我还真的没有研究出来,也许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吧。


 

 

 

 


魏寿昆的为人处世原则有四个词:慈和、勤俭、不争、创新。称为“魏氏四律”。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魏寿昆接受审查、进牛棚、被抄家、到干校劳动,但他始终保持平静的心态,不怒、不怨、不语、不乱,认真做人、踏实做事,宠辱不惊,随遇而安。

寒门出身的魏寿昆始终保持着勤俭过日子的家风,有着良好的生活习惯及性格特征。贫穷时尽管也节衣缩食,却也安贫乐道;当上一级教授,待遇颇高,仍然过着简朴的生活。他的书房和客厅没有豪华时尚的摆设,有的只是古旧的书柜和书桌,摆满书籍和资料。魏寿昆以藏书为富,以简朴为足。

魏先生下面的一段话,表明了他做人的原则和价值取向,他说:“我是个读书人、教书人。除此之外,我都不是很懂得。搞不懂的事,我不会乱发表意见,宁愿多听、多看、多思,心里明白哪些事、哪些意见是对是错就足够了。”教书育人和发展冶金学科,就是他的人生意义及价值所在。

 

  魏寿昆爱好读书,住的房间很小,书架与床之间只留着一条很窄的通道,两个人一起通过还得侧着身;靠窗的地方有一张书桌,摆满书或资料,可谓‘陋室’;书柜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德、英、中、俄文的化学和冶金方面的书籍,只能用‘书香满溢,惟吾书馨’来形容。魏先生平日最大的乐趣就是特别爱读书,嗜书如命,惜时如金。他是一位手不释卷的读书人。

     我们去看望魏先生,从来不敢带东西去。他的孩子跟我们说过,到他们家里看望魏先生,千万不要买东西,否则魏先生会很不安,而且总是想办法要回赠点什么,这样大家都麻烦。旧社会的那种礼数在他们夫妇身上是根深蒂固的。即使我去采访他的时候,顺便买点鲜花给他送去,他也要想方设法回赠我一套中国邮政专门为他百岁华诞发行的纪念邮票。但是,送书例外。1986年我在冶金出版社出版的《钢铁生产中的脱磷》一书,第一时间给他送去的时候,他喜形于色,我感到他确实非常的高兴。

 

阅读生命 诠释健康 (点评故事)

面对这个如此熟悉的百岁生命,我一次又一次反反复复整理文字资料和视频资料,细细品味,比较对照,深入思考,魏先生究竟为什么能够活到如此的长寿。

我相信因果定律,坚信事出必有因。

1,         魏先生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家庭,未见家族有长寿的遗传基因。

2,         魏先生饮食很普通,没有什么特殊的进补,饮食习惯也平常。我和他有过多次一起进食用餐的机会,亲眼所见如此。只是在有人一定要从他的饮食方面找出点“长寿秘诀”来的时候,他才说别的没有,就是爱吃水萝卜。

3,         魏先生没有练习过什么特殊的功法,也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体育锻炼。

4,         但是,魏先生会休息,睡眠好。

5,         魏先生善于用脑,一生喜爱读书,勤于思考。他说,“脑子不用就浪费了。”

6,         魏先生家庭和睦,夫人贤惠,贴心呵护魏先生,这是魏先生的福气。

7,         一个人家庭和睦不和睦,夫人贤惠不贤惠,与本人的为人关系极大;一般来说,为人厚道,做人做得好的人会有和睦的家庭,和贤惠的妻子。

8,         魏先生待人谦和慈爱,为人厚道,尊重别人,人际关系方面没有听说过他和别人有什么恩恩怨怨。按他自己的话说是:“我就是不与人争”。所以,他一辈子心静如水,没有很多人际关系方面的烦恼。

9,         魏先生一辈子做学问,教学生,放全身心于读书、科研和教学,物质生活方面没有更高的追求。名啊利啊的他都没有也不用放在心上,这使他心平如镜,少了许许多多的焦虑、郁闷、怨恨和烦恼。而真正折寿的不是别的,恰恰就是焦虑、郁闷、怨恨和烦恼等等这些负面情绪。

10,    所以,学习魏先生,首先要把人做好,心放平,然后就是少和人争,甚至于不和人争,专心一致研究学问,物质生活方面不要苛求。这样就可以避免产生焦虑、郁闷、怨恨和烦恼等等这些折寿的负面情绪,确保身心健康。

 

关于价值观方面,我反反复复回看了好几遍采访视频,仔仔细细地回味我和他之间的对话,由此寻觅探索魏先生的价值取向。

第一段对话,魏先生告诉我因为患黄斑变性担心以后看书不方便了,我是想劝他,活到百岁就可以满足了,希望他能够顺应生理变化,不要过分忧虑。但是,我用了“您已经赚大发了”这样的话,我估计在他的词典里没有这样的语汇。他自己说,自己也没有想到能够活到那么久,他说他从来没有刻意养生,也不是什么养生专家。他想到的是,活着就要能够看点书,继续做点学问。而我的角度有点是为了长寿而活着,为了长寿而养生。这是一个差距。

    第二段对话,魏先生告诉我早上小保姆来打扫卫生,他还睡着有点不好意思。我就劝他,“您是国宝级的人物,您在家里是老爷子,小保姆是为您服务的,您怎么方便怎么来,您舒服了,方便了,我们大家包括小保姆都会高兴,这也是她的心意。”魏先生这么说,表明他对别人的尊重是从潜意识层面的,我的观念则世俗得多,但是,他听了我的话说要参考我的意见,也说明他对我的意见的尊重。

他的这种价值取向,确保其社会人际关系和谐,没有很多负面的心态和情绪。心态和情绪都是稳定的。

 

关于“我就是不与人争”。

最近读到一篇研究长寿老人特点的材料,其中讲到:简单、平静、安详的生活,轻松愉快的心情是长寿的基础。高龄老人对自己已经适应了的生活环境、作息时间和饮食习惯需要保持下去,不要轻易变动。要高高兴兴地度过每一天。

魏先生这一个“我就是不与人争”,就确保了具备“简单、平静、安详的生活和愉快的心情”这样长寿的基础。

魏先生晚年,社会政治趋向稳定,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和保障,加之他本身对物质条件原无苛求,而且他从1952年馑钢院,60多年没有挪过窝,所以他晚年过的生活,应该就是简单、平静、安详的生活,没有什么烦心的事情。这些都是他能够活得长的基础。

 

 

             百岁五博士  用自己的生命研究生命

                    106岁的贝时璋(1903年10月10日~2009年10月29日)

                                     “以生命研究生命”的科学家。

 


 

 

中关村北一条14号楼,是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为顶级科学家修建的一座中科院“特楼”。 贝时璋在此居住了半世纪,他的这种房型我非常熟悉,因为钢铁研究总院的邵象华、李文彩等国家级专家也住过这种房型。贝时璋是1955年搬进去的,一住就是55年。

往常他从中关村北一条的住所到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去上班,来回3000步,这条路贝时璋走了整整40年。92岁以后,贝时璋不再去单位了,但指导年轻学者的热情不减,书房成了课堂。到了年逾百岁虽说已不再往返于这两地之间,但他仍坚持每天在自家室内、走廊和阳台上走3000步,以模拟从家里到实验室的路程所走的步数。2009年10月29日上午,贝时璋在其居所睡眠中驾鹤仙逝。

 

 

新中国建立中国科学院之初,贝时璋受邀来到北京,协助筹划生物科学研究布局。1958年,他提出要建立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然而这个提议很快引起争论,反对意见不绝于耳。质疑的核心问题是,生物物理学是否能够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反对者既有来自生物学家的,也有来自物理学家的。大多数人认为,生物和物理完全是两门学科,不能混为一谈。有人直言不讳批评道:“只有生理学,没有生物物理学。”

  学科交叉这一学术理念,如今已经被广泛接受。但是当年却备受责难,贝时璋既要面对善意的劝阻,也要面对四周的讥讽和嘲笑。

但是,最后国务院还是批准建立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并于1958年9月成立,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生物物理学专业研究机构之一。这标志着,生物物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中国正式确立。贝时璋功不可没。

   现在的生物物理所已在分子酶学、晶体结构解析、生物膜、神经生物学等重要领域取得了具有国际水平的丰硕成果,为深化生命科学的研究开辟了广阔前景。

贝时璋晚年时说:“我现在对生命的本质问题可以发表意见了。我是将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哲学结合起来去探讨生命的本质,而这种认识年轻时是不能与之相比的。”

 

贝时璋这个精彩的百岁生命,是“以生命研究生命”的科学家。自然引起我特别的注意。我本人现在也在做着“以生命研究生命”这种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只是限于条件,只能用“阅读生命”和“以身试‘法’”这样的两种方法罢了。但是,兴趣是一样的。

   贝老和魏寿昆老师一样,注全身心于学术研究,最大的人生乐趣就在于此了,为此对生活的要求极其简单,思想也极其单纯,一门心思读书、查资料、做实验、整理思路……只要能够让他每天做这些事,他们什么事情都不会去想。

“对科学家来说,最快乐的事情是待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或在图书馆里看书。有时看书看得出神,旁边有人叫他也听不见;实验做得津津有味,有时把时间也忘了。”贝时璋内心向往简单宁静的科学生活。

 

2003年10月,贝时璋百岁寿辰前,他一直惦记着给自己的一份特殊礼物:用两年半时间主编完成的《细胞重建》论文集第二集。他盼望这本集子能够尽快出版问世,捧握在手。

 “如果论文集出不来,过百岁生日就没有意思。”其实,贝时璋满心惦念的,并不只是一本论著,而是他几十年来都不忍割舍的“细胞重建学说”。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学者的情怀。他盼什么,惦记什么,都反映他生命的价值取向。

对细胞重建这一理论的研究,整整跨越了贝时璋70多年的科学人生。

1932年春的一天,贝时璋到野外采集实验动物,在杭州郊区的一条水沟里邂逅了几只具有异常形态的丰年虫:雄性个体的头形像雌性的,而雌性个体的头形又像雄性的。

这一幕,成为贝时璋一项重大科学研究的序幕。他敏锐地意识到,此类异常及其原因,生物学界还没有相关研究报道。

  这就是科学家独到的视角观察,真正的学者随时随地满脑子都是他的研究课题,不放过任何一个日常生活中不经意间观察到的现象。不就是几个小虫子吗?在常人根本就是看都不看的东西,在贝时璋眼里却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随后,贝时璋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这些头形异常的丰年虫个体,它们的性别非雌非雄、亦雌亦雄,是一种中间性(intersex)。后来,这种特殊生物性别被命名为二倍体中间性(Diploide intersexe Bei)。因是贝时璋的首次发现,学名中加注了“Bei”。 贝时璋不仅根据染色体和第二性征将这些中间性个体分为5种类型,并研究了它们性转变过程中生殖细胞的变化,观察到细胞的解体和细胞的重新形成。这成为建立细胞重建学说的创始性成果。

更为重大的发现则是,丰年虫性转变过程中发生了生殖细胞的奇异变化:新形成的细胞并不是由母细胞分裂而来,而是以母细胞细胞质中的卵黄颗粒为基础材料逐渐建立起来的。

贝时璋将此现象称为“细胞重建(cell reformation)”,它打破了细胞只能由母细胞分裂而来的传统观念,成为另一种新的细胞繁殖方式和途径。

 

然而自1871年以来,在细胞学说领域,细胞分裂被奉为“金科玉律”。长达百年的时间里,生物学界一直认为,细胞是以分裂方式繁殖增生的,并且是其繁殖的唯一途径。无疑,贝时璋提出的“细胞重建”假说,向传统的“细胞分裂”观念提出了挑战。

 

第二年春天,贝时璋在一次生物学讨论会上,报告了这些现象和他的看法,正式提出“细胞重建学说”。正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之时,抗日战争爆发了,贝时璋随浙大西迁贵州,研究被迫暂停。

  这种社会政治的变迁,是科学家所左右不了的。

直到1943年,论文《关于丰年虫中间性生殖细胞的转变》和《卵黄粒与细胞之重建》才得以正式发表。然而,世事动荡,始终无法让他潜心钻研,进一步把研究推向深入。这是科学家的无奈。 

1938~1946年他曾经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孜孜不倦地进行细胞重建现象的重建和研究。

在一篇自述文章中,贝时璋回忆,抗战结束后,“回到杭州,既要教课,又要安顿家小,依旧忙忙碌碌。解放后更忙,虽然在研究单位工作,但我还暂时抽不出时间来从事课题的研究,也不得不暂时放弃感兴趣、时时牵挂着的细胞重建的研究。后来,又是‘文化大革命’,更不能安定下来从事研究工作”。

   就这样,一转眼的功夫,将近30个年头过去了。但是研究生命的科学家贝时璋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想要最终澄清的问题,他说:“虽然当时还不能做,可我坚信终有一天我会去做的。”真是可怜天下学者心!

 

   回到科研一线后,继续推进细胞重建的研究,是贝时璋不曾放弃的梦想。

1970年,他顶着各种质疑和重压又在生物物理所成立细胞重建研究组,重新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他为此准备了一篇详尽的开题报告,用两个多小时仔细说明“细胞重建”课题的研究目的、计划和意义。然而,会场中没有任何反应。有生物界同行写信给贝时璋,劝他不要再研究这个课题,坚持做下去会让他身败名裂。面对质疑,贝时璋有时也深感苦恼。

他的学生陈楚楚回忆,那个时候,每当有人说“贝老我很尊敬您”,贝时璋都会追问,“你是对我个人的尊重,还是对我从事的科学研究的尊重?”

研究组20余人经过10余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对细胞重建有了较系统的认识。贝时璋一生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建立细胞重建学说。细胞重建的研究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贝时璋和他的研究组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的验证,努力钻研细胞重建理论,受到了国内外生物学家的重视。

贝时璋自豪地说“我用自己的生命研究生命科学,不久以后简单的生命将在实验室合成。那时,生命与无生命之间的界限,也不再是固定不变了。”

 

改革开放前,学术争论一如当时的国内形势,情况复杂、思想混乱。贝时璋带领研究组,小心翼翼地工作,避免陷入不必要的争论。几年时间,他们观察到了许多前所未见的现象。为深入推进研究工作,贝时璋甚至提出了3年、8年、23年规划,确定出一直到2000年的奋斗目标。由此可见研究生命的科学家是如此地痴迷于他所钟爱的生命研究。

此后,贝时璋亲身组织、参与了大量科学实验,进一步证明了细胞重建在自然界的广泛存在,并揭示了细胞重建物质基础之一的卵黄颗粒中存在着染色质、DNA和组蛋白等生命物质。这是科学上的首次发现。

生物学界同行曾评价,贝时璋的学说本身很有创意,是很前沿、很有深度的思考。即便在今天,这依然是很难的一个课题。虽然目前无法求证,但并不排除未来会有新的发展。更加值得珍惜的,是贝时璋为科学界作出的精神贡献。这种不懈的探索和追求的精神令人敬佩!值得后人学习!

做一个真实的科学家,这是贝时璋一生中最为朴素的追求。在他心中,“失败不应该引起科学家的懊丧。一个实事求是、热爱真理的真实的科学家,应该本着客观的态度和求是的精神,放弃或改变自己的想法,做更深入、更系统的实验和研究,把事实真相弄得水落石出”。

贝时璋是不曾退休的科学家。百岁高龄时他曾说:“我现在虽然耳朵已聋,视力越来越差,但我思维仍清楚,还经常写些笔记和短文,力争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

对于科学,贝时璋有无尽的探索。百岁之后,贝时璋与助手王谷岩约定,每逢周三都要讨论工作,谈学术问题是他最高兴的事情。

 

贝时璋曾说,他是在“用自己的生命研究生命”。这句话,无疑是他一生献身生命科学的真实写照。

 

贝时璋(1903年10月10日~2009年10月29日)浙江镇海人。中国实验生物学的先行者,细胞生物学家,教育家。我国细胞学、胚胎学的创始人之一,我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

早年从事无脊椎动物实验胚胎学和细胞学的研究,对细胞数恒定动物与再生的关系作了深入研究;20世纪30年代初发现了中间性丰年虫,并观察到其雌雄生殖细胞的相互转化现象;20世纪70年代提出细胞重建学说。

贝时璋早年从事无脊椎动物实验胚胎学细胞学的研究,对细胞数恒定动物与再生的关系作了深入的研究;30年代初发现了中间性丰年虫,并观察到其雌雄生殖细胞的相互转化现象;70年代提出了细胞重建学说。重视交叉学科,致力于中国生物物理学的发展,先后组织开拓了放射生物学、宇宙生物学、仿生学、生物工程技术、生物控制论等分支领域和相关技术,并培养出一批生物物理学骨干人才。贝时璋是解放前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和解放后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荣誉所长。他也是最后一位去世的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曾经是中科院最年长的院士,是迄今为止第二位的中科院长寿院士,比小他四岁的魏寿昆少活了一年。他活到了106岁,魏寿昆107岁。

 

贝时璋,1903年10月10日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府镇海县滨临东海的贵驷憩桥村(今属宁波市镇海区骆驼街道)上,祖辈靠打鱼为生,父亲是德商洋行的一位职员。贝时璋12岁随父亲外出求学。先在汉口的德华学校,后到上海的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德文科读中学。1921年在同济医工专门学校的医预科毕业后到德国留学,先后就读于福莱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和图宾根大学。1928年3月在图宾根大学毕业,并得自然科学博士学位。贝时璋在德国的八九年,受到德国传统的严格的生活规律和深刻的学术思想的熏陶,对他以后的科研生涯有很大的影响。在图宾根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在著名的实验生物学家J.W.哈姆斯(Harms)指导下从事科学研究。1929年秋回国。

 

1930年4月他在杭州筹建浙江大学生物系,先后担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培养了众多学生,推进了中国生物科学的发展,影响深远。1948年,贝时璋被选举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48年,受邀请担任荷兰国际胚胎学研究所研究员。1949年,当选为荷兰国际胚胎学研究所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协助筹建中国科学院,他奔走于北京、杭州之间。1954年,贝时璋为参加科学院学术秘书处工作,将实验室迁往北京。1957年成立北京实验生物研究所,他任研究员兼所长。1958年在该所基础上又改建为生物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兼所长,直到1983年改任名誉所长。

 


贝时璋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学术兼职很多。

 

过了百岁之后,贝时璋的味觉、嗅觉和触觉功能还很好,只是从1999年96岁开始,他的听觉和视觉功能逐渐萎缩。与人对话时,就由家人用水彩笔写大字给他看,或者用手指写在老人的手心里。贝时璋用放大镜细细看每一个字,偶尔碰到字数多的问题也会提抗议:写得简单一点嘛!

贝时璋不但长寿,而且健康。一生没有生过大病,98岁之前没有住过医院,除了正常的体格检查,他是不去医院的,平常几乎不打针吃药。   

总结自己的长寿经验时,贝时璋认为主要得益于4个方面:淡泊名利,宽厚待人,适当运动,注意营养。

自己还编了一套操,按摩手脚、头部,活动身体各个关节,每天操练两次。从小就热爱劳动的贝时璋始终把自力更生挂在嘴边,以尽量减少别人的负担。

在饮食上,他的原则是早上吃得饱,中午吃得好,晚上吃得少;不挑食,荤素搭配,讲究营养和热量,吃饭要讲究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矿物质的搭配。除一日三餐,他基本上不吃零食;除水果外,不吃生冷食物,饭菜全吃热的,所以从来不闹什么肠胃病。

贝时璋在德国留学时,学生中盛行吸烟,他也学会了吸烟。烟一直吸了60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说戒烟,便从此再不抽烟。他也从不吃其他补药和营养品,只是每天坚持吃4片复合维生素B、6片维生素C。之所以每天坚持吃复合维生素B和维生素C,贝时璋认为根据自己的细胞重建理论,维持好细胞解体和细胞重建的平衡,是对抗肿瘤和心血管疾病以及维持和提高脑功能的重要环节;而细胞解体和细胞重建的平衡,是靠机体氧化、还原系统作用的平衡来维持。吃一定量的复合维生素B和维生素C,就可以维持氧化、还原系统作用的平衡,从而可以对抗肿瘤和心血管疾病以及维持和提高脑功能,保持健康。

每天吃维生素这一点和南京大学也是研究生命的郑集教授是一样的,郑集活到110岁。

他认为,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必须依附群体生活,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他热情扶持中青年科技人员,鼓励后辈脱颖而出。他与许多“忘年交”,共同研究课题,相交甚欢。他喜欢和年轻人相处。在他身边就活跃着一群年轻人,贝时璋和他们在一个课题上共同研究交流,合作非常愉快。贝时璋认为老年人除了和老友交往之外,还要多交“忘年交”。年轻人朝气蓬勃,奋发向上,头脑敏捷,接受新鲜事物快,多和年轻人交朋友,能使老年人萌发童心,可以调节心理,保持愉快心情,消除孤独、寂寞、烦躁、忧郁等不利于健康的情绪。这就是一位世纪老人、一位生物学家的养生“秘诀”。

贝老的好脾气和对人的亲和力仿佛是天生的,不管对谁他都彬彬有礼。他待人厚道,2004年,在贝家服务几十年的老保姆李妈回安徽养老,贝老送上3万元养老钱和2000元路费,祝她过一个幸福的晚年。

他自己一生过着清贫的生活,知足常乐,对物质要求不高。他家的家具十分简单,家用电器很一般。衣装整洁而随意,一件衣服可以连续穿十几年,说旧衣服穿惯了,觉得舒服、贴心。他说“学问要看胜似我的,生活要看不如我的。”

他不像很多人那样迷信运动,不练功,不吃零食和保健药物。谈到运动,也无非就是上班的时候,从他家到研究所往返3000多步,他以步当车整整走了40年。后来不上班了,就在自家室内慢走,也是3000步。据他介绍,他每天还操练两次自编的体操活动关节。日常生活中能够自理的,如穿衣、穿鞋、擦桌扫地、收拾床等都不依赖别人,坚持自力更生。把做点家务事视作“运动”,当作人生乐趣。

他对饮食的唯一要求是清淡,有什么吃什么,从来不挑剔。

更重要的是他有一个人人羡慕的温馨和睦的家庭。贝老的夫人程亦明,是他亲密的伴侣和同行,为他营造了一个大后方。1995年,91岁的程亦明与世长辞。

  贝时璋晚年还每天工作三小时左右,工作主要有两件,一个是继续完成细胞重建理论的研究,另一个是总结80年来科研教学的经验。工作是老人最大的乐趣。贝时璋晚年依然关心生物物理学的发展。

 贝老2009年10月29日上午,在北京去世,享年106岁。此后,中科院最年长的院士,让位于我的大学老师魏寿昆。魏先生后来活到107岁,超过了贝老,是迄今中科院寿命最长的院士。

 

贝老祖上家境贫寒,靠打鱼为生,父亲后来出来做生意,他言语不多,但平时喜欢读书,生活很有规律。他经常告诫贝时璋存放东西要有固定的位置,以免乱找乱翻浪费时间。在父亲的影响下,贝时璋从小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东西从不乱摆乱放,柜子里的衣服也叠得整整齐齐。

1915年,贝时璋的父亲改做生意后,去汉口开铺子,就把贝时璋接到汉口,送到德国人开办的德华中学去念书。这所学校大多使用德文教材,除国文、史地外,其他课程都由德国老师担任。贝时璋之与德国的缘分由此开始。3年半后贝时璋就结束了中学的学业。

1922年3月,在父母的全力支持下,贝时璋赴德国留学,踏上了探索生命的科学之旅。在回忆自己的生活道路时,贝时璋对父母充满了感激之情,他说:“父母的教诲使我受用终身,我把父母勤劳节俭、宽容厚道的精神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意志坚定,排除一切困难,为科学事业奋斗终生。”

贝时璋年少时便离开家乡,如今老了依旧一口浙江腔的普通话,“北京蹲了几十年了,北京话就是讲不好”。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说起对生命科学的最初兴趣,贝时璋印象很深的便是小时候念过的李白的这首《春夜宴桃李园序》。李白在另一篇文章中写的“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清轻,上浮者为天,下沉者为地。”对贝时璋的影响也很深,他觉得很有哲理,认识到天地宇宙是自然开辟的,不是神造的。

而在汉口德华中学的学习则使贝时璋得到理科知识的启蒙。当时学校备有许多册《理科书本》,书中几乎什么都有,如天文、物理、化学、矿物、植物、动物以至人体方面有关内容。虽然都很浅,但知识面较广,且有系统。贝时璋很爱读这些书,从中学到不少关于理科方面的启蒙知识。

1918年秋的一天,15岁的贝时璋在汉口华景街旧书摊上买到一本德文原版书——E.菲舍尔著的《蛋白体》,读得很感兴趣,虽然一知半解,但初步懂得蛋白体对生命是很重要的,也使他对与生命有关的科目发生了兴趣,进而选择研究生物学和生命科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谁能想到,就是这本描述蛋白质结构和组成的通俗浅显的书,像磁石一样吸引着贝时璋的心。 

1919年春,他违背了父亲要他进洋行工作的意愿,考入了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同济大学前身)。入学后,先在德文科,经过半年德语深化学习,贝时璋顺利升入了同济的医预科。

在同济的几年里,德籍解剖学老师鲍克斯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鲍老师的解剖学课对贝时璋日后从事生命科学和生物学研究有重大的影响。鲍克斯德老师授课不带稿,也不发讲义,讲课时,用图谱和实物相互对照,讲解之细致生动,教学之认真负责,使贝时璋对形态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1922年,贝时璋留学德国。德国福莱堡大学承认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医预科的学历,可以立即转入医科,而贝时璋却改了“行”,先后在福莱堡、慕尼黑和图宾根3个大学学自然科学,并以动物学为主修。在北海和波罗的海拥抱的美丽土地上,贝时璋成天与书本和仪器为伍,以实验室为家,刻苦攻读。他不但学习了生物学的课程,还学了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等许多门课程,又自学一些数学,并寻找一切机会参加实验或野外实习,这些大学的学习活动使贝时璋受益匪浅。所以,他涉猎的学科非常广泛,知识面很宽。

 1928年3月,贝时璋完成了博士论文《醋虫生活周期各阶段及其受实验形态的影响》,获图宾根大学的博士学位。1929年秋,贝时璋接到母亲病危电报后,立即告别图宾根大学而回国。由于年轻的博士生贝时璋在学术研究上

初露头角,引起了德国生物学界的重视,所以,贝时璋的导师和图宾根大学数次来信,邀请他再回到德国去,并以优厚的工作条件相许。但贝时璋还是决定留在多灾多难、贫穷落后的祖国,为祖国效力。

贝时璋在德国一共待了8年。这8年,他学会了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技术,掌握了学术思想,积累了研究工作的经验,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风格。他注重秩序,什么事情都细致周密,有条不紊。他不轻易发表论文。工作做完了,论文写出初稿了,他总是那么放着,不急着拿出去,总在反复推敲,或者补充实验。他的论文也总是写得尽可能短。

50年后,即1978年3月,由于贝时璋长期工作在科研第一线,并在科学研究中获得卓越成就,图宾根大学再次授予他自然科学博士学位(“金博士”)。又一个10年过后,在1988年3月,图宾根大学第三次授予贝时璋自然科学博士学位(“钻石博士”)。世界上获图宾根大学如此青睐者仅贝时璋一人。

2008 年3月,我国著名生物学家贝时璋院士获得博士学位80周年之际,这位德高望重的国际知名学者又在德国图宾根大学获得了第5个博士学位,一时在国内外科学界传为佳话。

贝时璋院士一直是图宾根大学的骄傲。在他获得博士学位80周年前夕,德国媒体多次报道贝老的事迹。作为图宾根大学年龄最大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德国同行和媒体纷纷向他表示敬意。  

一身五博士的佳话由此传开。

 

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探寻,探讨生命的本质,而这种深刻而立体的认识与年轻时是不能相比的,那时可能只对一个单薄的独立的生命感兴趣。21世纪是生命科学全面深入发展的时代,人类追求长寿已不再是一种梦想。

贝时璋学识渊博,他的学术兼职也很多。对于自己分担的所有社会工作,他无不奋力完成。鉴于贝时璋在科学上的突出成就,2003年,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根据中国国家天文台的申报,正式批准将该台于1996年10月10日发现的、国际永久编号为36015的小行星命名为“贝时璋星”。

 

贝时璋是中国实验生物学的先行者,也是中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

他重视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自身又有较好的数理基础,在筹建北京实验生物研究所时,提出要物理学和数学的人员共同参与研究。他积极倡导和推动生物学与物理学、化学、数学等学科的交叉与融合。1958年中国科学院采纳了他的建议,在他所领导的北京实验生物所的基础上改建成生物物理研究所。在贝时璋的领导下,先后成立了放射生物学研究室、宇宙生物学研究室、生物的结构和功能研究室和生物工程技术研究室。

他开创了我国的放射生物学和宇宙生物学研究,主持领导了我国首批生物火箭的成功发射,是筹划我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先行者。

1959年底又成立了一个直属所的理论研究组,除他自己参加外,还组织了三名专业分别为生物物理的研究人员,着重研究生物控制论、信息论和量子生物学。这些室组的工作都有了新的发展。1964年贝时璋首先提出学科相互渗透的意义,说明了生物和物理两学科结合的前景,并提出生物物理学的主要任务之一为研究生命的基本性质,并阐述了较重要的生命基本性质是:生物的聚集态、生物的自复制和生物的能量转化。1980年他在《对中国生物物理学发展的几点希望》的报告上,提出了6个问题:生物系统中力的作用、生物所利用的基本粒子、生物的一些物理性质、生物膜与液晶、生物水和生物的自组织,并透彻地阐明了研究的意义。1988年贝时璋在报告中再次谈到生命的本质、生命世界的自组织和生物物理与生物工程学。贝时璋期望中国生物物理学研究最终会在解开“生命的本质”之谜上结出硕果。

1983年,贝时璋在报告中特别提到生命的本质“有些在通常环境下不能充分显示出来,从而影响了许多生物规律难以探索和阐明,没有特殊环境作比较,对生命的认识,就不能很深刻。因此,为了更好地揭露生命的奥秘,彻底地了解生物的规律,放射生物学的进一步发展是非常必要的。”贝时璋对放射生物学领域的开拓和发展建立了功勋。

 

贝时璋笃实敦厚、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德高望重。他在科学上的远见卓识和旺盛的生命力,感动着每一个和他接触过的人。立身高处,德行高洁,自能声名远播:“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贝老不但在科学研究上给后人留下了一份显赫的遗产,而且在人品方面也给后人树立了一个典范。

他本人就是一部值得人们去认真研读的书,一个需要我们心怀崇敬去阅读的生命。

 

 

阅读生命 诠释健康(故事点评)

贝老的情况,是我的老师魏寿昆先生最早给我介绍的。我去采访魏先生,魏先生就说中科院还有一位岁数比他大的就是贝时璋。

他们两位是中科院迄今为止寿命最长的院士,魏寿昆(1907年9月16——2014年6月30日)107岁,106岁的贝时璋(1903年10月10日~2009年10月29日)。

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阅读了两位科学家的百岁生命,居然非常奇怪地发现他们之间有许许多多的共同点。

1,   都出身贫寒,立志求学。

2,   都是留学德国,并且在德国取得博士学位的。

3,   都是中科院院士。

4,      都是在北京工作数十年而乡音未改的。

5,      都是活到105岁以上的健康老人。

6,      都是百岁后视力退化很厉害的。110岁的周有光(还活着)、郑集和郭彩如(后二位都活到110岁去世)没有这种现象。周有光甚至于称做了白内障手术后“眼睛好得不得了”,都可以通过窗户看到对面楼房的内部景物。可见视力注意保护是可以保持的。

7,      他们都有一个人人羡慕的温馨和睦的家庭,有一个贴心的配偶,妻子悉心照料陪伴夫君,相濡以沫数十年,而且都是八九十岁的时候于1994年和1995年夫人先后先去世。此后都是自己一个人又活了十几二十年。1994年魏寿昆81岁的夫人杨英梅去世,1995年,贝时璋91岁的夫人程亦明与世长辞。

8,      他们都是全身心放在学术研究上,喜欢读书,喜欢查资料,喜欢研究问题,喜欢做实验,以研究学问为最大的快乐,以学术研究为人生目标。只有是有基本的条件可以看书、查资料、做实验,搞学术研究,带学生,对其他方面都很看淡。

9,      他们都是一生过着简单而清贫的生活,知足常乐,对物质要求不高,也不计较。他们家的家具都十分简单,家用电器很一般。衣装整洁而随意,一件衣服可以连续穿十几年,说旧衣服穿惯了,觉得舒服、贴心。他们都是专心一意做学问的人,研究学问是他们最大的快乐,生活上都没有特别的要求。

10,        他们都是天生好脾气,对人彬彬有礼,为人厚道,愿意和年轻人交朋友,亲和力很强。都不仅在科学研究方面给后人留下了一份显赫的遗产,而且在人品方面也给后人树立了一个学习和敬仰的典范。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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